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串通投标罪的认定与辩护:陪标、围标与企业的刑事风险边界

陪标、围标在招投标市场并不罕见,但一旦触及刑事追诉标准,投标人、招标人乃至具体经办人都可能被追责。本文梳理串通投标罪的构成要件、情节严重标准、辩护要点与企业事前合规路径。

2026-11-13 · 约 5 分钟
企业刑事合规经济犯罪辩护

一、一个电话就可能改变性质:陪标为什么会被追诉

实务中最常见的情形是这样的:建筑公司的负责人接到同行电话,请他去「陪个标」,报价按要求填高一些,事成之后给一笔「辛苦费」。在业内这被视为人情往来,但从法律上看,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条已经把「投标人之间协商投标报价」等情形直接视为串通投标;一旦数额达到刑事追诉标准,问题就从行政处罚升级为刑事案件。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三条分别规定了两种情形: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,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,情节严重的;以及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,损害国家、集体、公民的合法利益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,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需要提醒的是,本罪是「情节犯」,未达标准的行为依然可能面临中标无效、罚款、取消一定期限内投标资格等民事与行政后果,不能因为「没到刑事」就认为没有风险。

二、「情节严重」是分水岭:追诉标准怎么读

2022年《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(二)》为串通投标罪列举了几类情形: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;违法所得二十万元以上;中标项目金额四百万元以上;采取威胁、欺骗、贿赂等非法手段串通投标;以及两年内因串通投标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串通投标等。辩护工作的第一步往往不是讲道理,而是核对这几个数字的计算口径:所谓「直接经济损失」是否混入了间接损失与预期利润?「违法所得」究竟指中标金额、项目利润,还是收取的陪标费用?「中标项目金额」是否应当扣除依法无需招标的分包部分?口径不同,结论可能从刑事降为行政,也可能相反。此外,即使数额达标,仍须审查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,以及是否存在「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」的出罪空间。

三、常见辩护要点:主体、合意与损害

第一是主体是否适格。本罪的主体是投标人或招标人;仅是受单位指派制作标书的员工,通常应作为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评价,而非独立的犯罪主体,其是否具有决策权限、是否从中获利,都需要证据支撑。第二是是否形成「串通」的合意。报价巧合、由同一代理机构办理、标书格式雷同,都是侦查机关常用的间接证据,但每一项都存在其他合理解释——沿用同一套模板、在同一家图文店装订、行业报价本就趋同。辩护要做的是把「可能」还原为「不能排除」。第三是损害要件与违法性。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要求损害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利益,第二款要求损害国家、集体、公民的合法利益;若项目流标、招标人并未因价格受损,或招标人本身主导并知情,损害与违法性的论证空间就明显不同。第四是罪数与竞合。为串通投标而向招标人经办人员、评标专家输送利益的,可能同时涉及行贿罪、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,实务中是否数罪并罚存在分歧,应当按具体行为分别评价,避免笼统「打包」起诉。

四、刑民交叉:中标无效之后,工程款怎么办

串通投标最直接的民事后果是中标无效。按照《招标投标法》第五十三条,中标无效;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(一)》第一条,必须招标的项目中标无效的,据此签订的施工合同无效。但合同无效并不等于施工人拿不到钱:工程质量经验收合格的,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。实务中常见的困境是,刑事程序一启动,发包方立即以合同无效为由拒付工程款,甚至主张返还已付款项。此时需要把两条线分开处理:刑事上争取自首、退赃、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;民事上尽快固定工程量确认单、验收记录、结算资料,必要时主动起诉主张折价补偿,避免因消极等待而丧失结算地位。特别提醒,涉案项目的招投标文件、评标记录、资金流水往往同时是刑事证据与民事证据,调取与举证顺序应当提前规划,不能等到开庭才想起。

五、企业与个人可以提前做的几件事

第一,把「陪标」写进公司红线。投标文件由谁制作、报价由谁决定、是否允许代其他企业制作标书,都应有书面流程与授权记录。第二,分离标书制作与投标决策,避免同一人员同时服务多家投标人而被推定为存在串通合意。第三,保留独立报价的形成依据,包括成本测算表、询价记录、历史报价对照,这是回应「报价异常一致」质疑最直接的证据。第四,一旦被调查,及时评估合规整改与合规不起诉的适用空间;串通投标属于企业合规改革中较常适用的罪名之一,但前提是如实供述、退缴违法所得、建立可核查的整改机制,而非临时补几份制度文件。第五,对已完工项目做一次风险体检,梳理是否存在为中标而行贿、虚开发票、虚增成本等衍生问题,避免一个罪名牵出一串案件。

六、结语

串通投标不是一个「业内都这么干」就能消解的罪名。它的追诉门槛以数字划界,辩护空间也主要集中在这些数字的计算口径与主观合意的证明上。对当事人和家属而言,最有价值的往往不是急于寻找某种「关系」,而是在侦查初期就把交易结构、资金流向、决策链条整理清楚,让事实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被记录;对企业而言,真正的风险控制发生在投标之前,而不是案发之后。本文仅为一般性法律信息整理,不构成对任何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,具体案件应结合证据情况与管辖地司法实践,由执业律师个案评估。

※ 本文为一般性法律信息,不构成对任何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。个案请联系律师咨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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